新疆史前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海贝，是当时新疆与海洋产生物质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明。但学界对其来源和传播路径秉持不同的观点，王炳华、张玉忠、吕恩国等学者皆认为新疆海贝与甘青地区关系密切，是由我国东南沿海传入。李凯则进一步指出当时存在中原到关中再到西域的“海贝之路”。彭柯和朱岩石否认了这一观点，提出中国出土海贝是由北方草原地带传入的。杨斌对此表示赞同，并结合马尔代夫大量向外输出海贝的现象，认为印度洋是中国古代海贝来源地。分歧的产生与学界对新疆及周边地区出土海贝的整体分析不足，以及东南沿海和新疆以西等海贝产地考古材料的缺失有关。不过，得益于新疆近年来发现大量新考古材料，也使得重审这一课题成为可能。据此，笔者以新疆史前海贝以及国内、外考古材料为基础，重新认识海贝的来源和传播路径。
一、新疆史前海贝发现概况
新疆发现史前海贝的历史，始于瑞典学者沃尔克·贝格曼于1928年在南疆罗布泊小河地区的调查发掘。当时发现了近500颗扁平的白色小珠子，经鉴定为海菊蛤属，分布于东亚海岸。这次发掘的墓葬应属于小河文化，其中古墓沟距今3900—3700年左右，小河墓地第一、二层墓葬距今3650—3450年。故这批海贝珠子的年代上限应当在距今3900年左右。
海菊蛤属海贝目前仅见于小河地区，新疆史前遗址中最为常见的一类海贝外形呈椭圆形，两唇具齿。据其特征，我们可以确认这类海贝属于宝贝科海贝。除部分未经加工外，绝大部分宝贝科海贝背部都有人工磨穿的圆孔，部分残断后会从背部一分为二进行改制。
与小河地区同处南疆的和静县察吾呼墓地出土了数件宝贝科海贝。发表较早的简报中提到M102出土的1件小陶罐内发现6件。整理后的发掘报告提到M102仅在墓内和墓葬盖板上各发现1件，数量上存在出入。M102:3呈椭圆形，长2.2厘米（图1，6）。墓地属于察吾呼文化，可分为四期，测年数据绝大多数在距今3000—2500年之间。其中M102处于第一期，距今3000—2750年。
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出土海贝2件，呈桃形，背部磨出较大圆孔，发掘者认为其属于海菊蛤种类（图1，8、9）。墓地青铜时代墓葬文化内涵与察吾呼文化一期相当或早于察吾呼文化一期，距今3000年左右。据发掘报告提供的图片，其明显是腹足纲海贝，而非海菊蛤所属的双壳纲，且贝身中间有明显的齿状纹，无疑是宝贝科海贝。
库尔勒市上户乡古墓葬M3出土宝贝科海贝1件，M3:1背面磨穿，火烧后变成黑色，长2.2、宽1.6、厚0.7厘米（图1，7）。发掘者认为上户乡古墓葬年代晚于距今2955—2680年的察吾乎文化群巴克类型，应距今2500—2400年。
拜城县多岗墓葬距今3000—2400年，可分为四期。其中处于第四期的M109出土1件宝贝科海贝，呈椭圆形，中间有钻孔，直径2.5厘米，距今2500—2400年。该墓地属于察吾呼文化克孜尔类型。
包孜东古墓葬位于温宿县包孜东乡西北，其中第41号石堆墓的数座墓葬出土宝贝科海贝21件、铜贝17件以及海蚌质穿孔珠子174件（图1，11）。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后。其文化面貌与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前两期墓葬类似，属察吾乎文化扎滚鲁克类型。
流水墓地位于于田县阿羌镇流水村附近。M1人骨右侧出土宝贝科海贝2件，M44第一层人骨东侧发现13件，M52第一层墓葬的墓室中部出土3件，M55出土7件，背部皆有圆孔（图1，17）。流水墓地距今3000年前后，年代下限可到距今2700—2400年。相同遗存在克里雅河上游及其支流地区也有发现，发掘者将这类遗存命名为流水文化。
东疆地区海贝最早见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据部分报道和研究，个别墓主颈部一侧发现少量海贝。此外还发现了铜贝。发掘者认为天山北路墓群属于焉不拉克文化，距今3900—3300年之间。韩建业、邵会秋将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归于天山北路文化，后者认为其年代在距今4000—3500年，可能存更晚的遗存，但不会晚于距今3300年。最新测年数据显示，天山北路墓地起始年代不晚于距今3550—3450年，消亡时间不会早于距今2900—2800年。但遗物来看，其年代上限仍可能达到距今4000年左右。
焉不拉克墓地位于哈密市三堡乡焉不拉克村，1957年和1986年的两次发掘中出土4件宝贝科海贝，其中M6出土3件，M69出土1件。M6:3，长2.1—2.8厘米，出自一名50岁以上男性小腿处，可能是裤子上的装饰（图1，10）。墓地距今3300—3100年，属焉不拉克文化。
五堡墓地位于哈密市五堡乡，出土遗物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宝贝科海贝，主要为带饰、鞋饰、衣饰。经鉴定，其品种主要为货贝和环纹货贝。发掘者认为其墓葬形制和葬式与天山北路墓葬基本相同，年代在距今3300—2900年之间。多数学者认为五堡墓地应属于焉不拉克文化。
同一地区的艾斯克霞尔墓地共发掘墓葬32座，其中发现宝贝科海贝1件，编号为C:1。其一端磨成乳钉形，便于系绳，长2.2、残宽0.8厘米（图1，12）。由于背部缺失，C:1显然是磨背海贝残断后再次加工而成的。艾斯克霞尔墓地和五堡墓地出土遗物一致，两者应处于同一时期。
伊吾县拜其尔墓地距今3300—2400年之间，与天山北路墓地、焉不拉克墓地存在密切的联系。其中M41西南角出土1件宝贝科海贝。从年代和分布地域来看，笔者暂将其归入焉不拉克文化进行讨论。
苏贝希古墓群位于吐鲁番鄯善县，由3处墓地组成。一号墓地M1出土宝贝科海贝2件，位于墓主盆骨、耻骨下。M1:18，长1.9、宽1.4厘米。墓葬可分为两期，早期距今3335±145年，晚期距今2220±85年。墓地整体属于苏贝希文化。
同属苏贝希文化的鄯善县洋海墓地同样发现了大量宝贝科海贝。据吕国恩先生介绍，墓地共出土55件宝贝科海贝，皆为黄宝螺，多缝缀于头部和腿部的服饰上。1988年发掘和1987年收缴盗掘的文物中，也有一部分的海贝和铜仿贝，不便统计。墓葬形制可分为四型，前三型皆发现了宝贝科海贝，年代在公元前13—前4世纪。ⅠM20：6呈椭圆形，中缝呈锯齿状，背部磨穿（图1，2）。ⅠM21：2和ⅠM157:15出土时成组连缀于男性墓主额头彩色毛编织带上（图1，3、18）。至少在距今3300多年前，洋海墓地所代表的人群便已经开始使用这类海贝。
加依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亚尔乡加依村，属于苏贝希文化，距今3000—2200年之间。M76女性墓主颈部及颅骨左侧出土由8件宝贝科海贝组成的串饰（图1，4）。M121出土6枚，与玛瑙珠一同出土于女性前胸，应是项饰。M88填土中也出土了同类海贝。
巴里坤县南湾墓地晚期遗物出土了背部穿孔的宝贝科海贝（图1，13），未提及出土单位、数量。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上限略晚于天山北路墓地，下限与后者相同。另有学者认为以南湾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属于南湾类型，年代在3500—2800年之间。
东黑沟遗址位于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石人子村南。2006—2007年的发掘中出土宝贝科海贝153件。东黑沟测年数据在距今3300—2000年之间，其中墓葬基本处于较晚阶段，距今2300—2000年。ⅣM001于人骨盆骨处发现海贝5件，背部磨出较大穿孔（图1，14），距今2380—2190年。
黑沟梁墓地与东黑沟遗址相距仅20公里。宝贝科海贝于墓葬中较为常见，多位于人骨腰腹部，背部有磨穿的圆孔（图1，15、16）。此外还出土1件铜海贝，M35—2:1，用铜片做成背部穿孔宝贝科海贝的形态（图1，19）。其文化面貌与东黑沟墓地基本一致，应属同一文化遗存。
对于东黑沟墓地和黑沟梁墓地，发掘者已经认识到两者文化面貌的特殊性，邵会秋、郭物也持相同认识。但学界对于两者文化归属的认识存在差异。34笔者在此不做讨论。
相对于南疆和东疆，北疆地区出土海贝的遗址明显较少。乌鲁木齐市萨恩萨伊墓地可分为七期。其中属于第一期遗存的M82出土背部穿孔的宝贝科海贝1件，长2.1、宽1.5厘米（图1，1）。第一期遗存距今约3800—3500，可能与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奥库涅夫文化有密切联系。
乌鲁木齐达坂城区阿拉沟墓出土宝贝科海贝多位于墓主头侧、臂旁，应是饰品，个别含于死者口中。此次三个测年数据在分别为2295±50年、2460±35年、2385±35年，属于苏贝希文化晚期早段遗存。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和木垒县文化馆于1983年在昌吉木垒县南郊清理了6座墓葬，2号墓墓主胸前发现了至少6件宝贝科海贝，其中1件形态与艾斯克霞尔墓地海贝类似，为背部穿孔海贝改制而成（图1，5）。墓葬年代在距今3010±105年到2345±90年之间，代表了这类海贝的年代。
二、新疆史前海贝的传播通道
新疆史前遗址中出土的两类海贝中，海菊蛤属海贝仅见于小河墓地，世界范围内水温较高的亚热带和热带海域均有分布。据笔者了解，中国除新疆以外的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同类遗物，其是否如早年鉴定结果而来自东亚海域，笔者表示怀疑。
宝贝科海贝数量最多，分布海域与海菊蛤属海贝大体重合，我国主要见于台湾以及南海海域。然而结合新疆乃至整个中国出土宝贝科海贝的年代和发展趋势来看，这类海贝自东而来的可能性同样很小。
东疆的天山北路墓地和北疆的萨恩萨伊墓地，以及南疆的小河墓地，年代上限均在距今3900年左右，是新疆出土海贝年代最早的三处遗址。其中天山北路墓地和小河墓地分别位于东疆和南疆的东部，靠近河西走廊西段。萨恩萨伊墓地靠近东疆，且与东疆之间也不存在难以跨越的地理阻隔。从整体上看，三者在地理位置上更编东。其后在距今3300年左右，海菊蛤属海贝虽不再出现，但宝贝科海贝在东疆的哈密、吐鲁番以及北疆的乌鲁木齐和昌吉相关遗址中开始大量出土。到距今3000年左右，宝贝科海贝开始向南疆传播。其中靠近东疆和北疆的和静县察吾呼墓地和莫呼查汗墓地，以及昆仑山北麓的流水墓地年代较早。和静县以南的上户乡古墓葬和位置更偏西的拜城多岗墓地的年代则到了距今2500年左右。拜城以西的包孜东墓地出现宝贝科海贝的时间在公元前后，无疑更晚。显然，新疆出土宝贝科海贝是自东向西和自北向南传播的，而非自南疆西部传入（图2）。
哈密以东的河西走廊西段，宝贝科海贝最早见于距今3900—3500年的四坝文化中。瓜州鹰窝树发现的3座四坝文化墓葬中，M1和M3分别随葬1件和3件。玉门火烧沟墓地发现了若干海贝，部分出土于墓主口部。酒泉干骨崖墓地M2出土10件背面有穿孔的海贝。张掖民乐县东灰山墓地发现海贝4件。四坝文化与新疆东部出现海贝的年代相同，进一步证明新疆海贝东早西晚的特征。
到了甘青地区东部，最早的宝贝科海贝见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距今5000—4700年，属于马家窑文化。西宁朱家寨遗址出土骨制仿贝，属于半山文化或马厂文化，距今4700—4000年之间。甘肃兰州花寨子遗址属于距今4700—4300年的半山文化，M48出土的1件陶贝。青海柳湾和兰州下海石的马厂文化墓葬中也出土海贝若干件，距今约4300—4000年。到了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汉时期，这一地区仍能够发现大量的海贝，足证其使用海贝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
该地区以东的陕北、内蒙中部和山西南部虽同样可见新石器时代宝贝科海贝，但已到龙山中晚期。陕西寨峁遗址和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现的石贝或海贝，年代可能从距今4300年延续到夏纪年。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23件海贝，部分出土于甲类遗存，相当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晚期的偏晚阶段至二里头文化二期。陶寺文化陶寺遗址ⅡM22中出土2件海贝，下靳遗址出土了大量海贝、石贝和石灰贝。陶寺文化距今4600—4000年，下靳遗址处于早期或略晚，陶寺遗址ⅡM22处于中晚期。
进入夏纪年以后，中原地区的河南才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相关遗物，华北地区的河北和山东开始出土宝贝科海贝则到了夏代末期到商代早期。由于此时宝贝科海贝材料极为丰富，在此不再赘述。
甘青地区以南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虽也出土了海贝，但仅公布了F8:67和T2②:64两件器物。学界对于两者所处地层和单位的年代存在分歧，但年代皆不早于上孙家寨遗址。两件海贝皆被人工分割成条状，与上述地区多在背部钻孔或在此基础上二次加工的现象形成两种明显不同的文化传统。
四川理县建山寨遗址出土海贝大致处于龙山中期或晚期。成都平原的宝贝科海贝最早见于三星堆遗址，大致处于商代。四川普格县瓦打洛、云南巧家县小东门、云南元谋县大墩子也出土或采集到较多宝贝科海贝，其发展程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但测年则大致与商周时期相当。甘青地区以南似乎存在自北向南发展的趋势，由此可排除自西南从印度洋获取海贝的可能性。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仅在个别遗址发现了宝贝科海贝。其中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距今6000—5500年。广西冲塘遗址两座墓葬出土海贝串饰，距今约5000年。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第二期文化的一座墓葬中出土1件虎斑宝贝，距今4000年左右。夏商周时期也几乎不见相关报道。这种零星的发现显然无法支持内陆地区对这类海贝的巨大需求。西北和东南沿海之间广阔区域内尚未发现一例明确为新石器时代的宝贝科海贝，也很难形成完整的传播链条。不论从传播趋势还是分布特征，东南沿海地区均不可能是中国内陆地区宝贝科海贝的来源地。
不难发现，西北地区以甘青地区东部出土宝贝科海贝年代最早，分布最为密集，延续时间最长。其以东、以西和以南地区出土这类海贝明显存在年代逐渐变晚的趋势（图3），暗示甘青地区是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宝贝科海贝的扩散中心。换言之，新疆东部的宝贝科海贝极有可能与甘青地区有关。
至于传播路径，在南疆西部、东南沿海以及西南地区等路径或方向无法为新疆以及甘青地区提供海贝的前提下，“草原丝绸之路”应当引起重视。
首先，所谓“丝绸之路”，狭义上是经由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通过帕米尔高原，沟通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通路线。之后，这一概念逐渐扩展中国周边地区的交流路线。横贯欧亚大陆东西的欧亚草原地带，也因此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其分布区域可从欧洲东部的多瑙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经西亚和中亚北部的天山七河、萨彦—阿尔泰山、米努辛斯克盆地、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向东可达黑龙江流域，中间几乎没有交通阻隔。其中欧洲东部靠近地中海，西亚则毗邻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这些海域皆能发现上述两类海贝。
具体来看，新疆东部到甘青地区以北分布着的山脉大致都呈东西走向，是天然的东西交通走廊。这些山脉向东延伸的过程中，海拔逐渐降低，其间形成众多南北方向隘口和走廊，使得西来人群和文化因素向南深入成为可能。小河墓地人群线粒体基因之一与西伯利亚南部古代人群有关，或可进一步证实新疆东部与“草原丝绸之路”之间存在南北向通道。
其次，新疆与甘青地区中，甘青东部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最早且最为发达，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而来的文化因素必然最先在此留下痕迹，故而最早发现宝贝科海贝。如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1件青铜刀是该区域最早的青铜器，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和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存所见黄牛骨骼，可能是该区域最早的驯化黄牛。
韩建业指出，甘青东部的马厂文化在距今4200年左右形成以后，其彩陶文化沿着河西走廊向西传播，并影响到了距今3900年左右河西走廊西部的四坝文化和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文化的彩陶，由此形成了第四波彩陶的西向扩展。线粒体基因组数据表明，天山北路人群主要来源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人群，但也包含欧亚东部和西部人群的遗传成分。萨恩萨依墓地颅骨以蒙古人种特征为主，部分项目则趋向欧罗巴人种。
也就是说，随着甘青地区东部人群不断西迁以及欧亚草原人群的融入，使用海贝的传统以及获取路径自然也会被被继承了下来。直面“草原丝绸之路”的新疆东部地区，因此成为宝贝科海贝向新疆西部传播的“集散中心”。
最后，位于“草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东北地区同样发现了较多宝贝科海贝，可作为新疆经此路径获得海贝的另一重证据。其中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发现1件黄宝螺饰件，可知东北地区在距今10000年前后便与海洋产生了联系。辽宁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清理出3件仿制宝贝科海贝的玉贝，证实海贝已在当地出现。相关研究认为，双塔遗址黄宝螺和牛河梁玉贝所仿制的宝贝科海贝均是经“草原丝绸之路”从印度洋获取的。此外，黑河地区的考古调查中采集到昂昂溪文化的海贝，呼伦贝尔鄂温克旗伊敏车站发现7枚处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海贝。两处遗址很可能沿用了前者获取海贝的路线。这些遗物客观上证实史前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曾长期运输海贝，且年代相当久远。
值得注意的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范围涵盖了阿尔泰山南麓到天山北麓之间。其中发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是新疆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但均未发现海贝。阿凡纳谢沃文化年代稍早，处于公元前第3千纪下半叶至公元前2千纪初之间。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年代虽存在一定争议，但新疆哈巴河托干拜2号墓地和裕民县阿勒腾也木勒水库墓地的测年数据分别在距今4200年左右和距今4550—4340年，同样要早于新疆东部诸考古学文化。直到汉代，该区域缺乏海贝的现象一直存在。既然排除了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路线，那么宝贝科海贝的运输很可能是以“草原丝绸之路”中的阿尔泰山以北地区为主要通道。
三、新疆以西地区出土海贝
新疆以西地区考古材料或能进一步证实上述认识。世界范围内最早认识和使用宝贝科海贝的地区为地中海沿岸。从欧洲来看，法国境内的拉杰里—巴塞（Langerie—Basse）洞穴和巴马—格兰德（Barma—Grande）洞穴均发现了宝贝科海贝，年代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后，使用海贝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公元以后，一些海贝还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含义。葡萄牙里斯本的邦桑托（Bom Santo）洞穴墓地中，陪葬品中发现了大型哺乳动物和软体动物，包括宝贝科海贝在内的多种海贝被加工成工具或装饰品。其年代在距今6000年左右。距今2620—2250年的德国迪特斯贝格（Dietersberg）洞穴墓地中，仍能够发现大量贝壳作为随葬品，他们似乎被作为护身符以渡过墓主生前或死后的危机状态。公元1世纪左右，西班牙内陆地区的奥古斯塔埃梅里塔（Augusta Emerita）遗址中，一座女性火葬墓发现了被视为来自红海生育护身符的宝贝科海贝，地中海其他地区和中欧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例子，证实当时存在活跃的长途贸易。
距今22000—16000年，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仍在使用宝贝科海贝。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西亚的纳吐夫文化中发现以宝贝科海贝制作项链和手镯，穆瑞贝特遗址房址内出土人头骨发现了以宝贝科海贝代替眼睛的现象。稍晚，距今8100—675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包括宝贝科海贝在内的海生贝类开始被大规模的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使用。泰尔哈鲁拉（Tell Halula）遗址墓葬中，宝贝科海贝与红玉髓、绿松石以及其他各色珠子作为装饰品成组出现在墓主的头部或腰部，共314件。除背部穿孔外，基本都保持完整。附属的房址内外发现了108件，较为破碎，多数被切割的只剩唇部。靠近叙利亚北部海岸的塞浦路斯，年代较泰尔哈鲁拉遗址稍晚的希罗若坎博斯（Shillourokambos）遗址也发现了相关遗存。
西奈半岛距今10000—8000年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5000多件贝壳，其中就保留了地中海和红海的宝贝科海贝。部分海贝背部有穿孔或被切割，此外还沾有赭石，或是被火烧的痕迹。瓦迪特贝克（Wadi Tbeik）在距今10000年左右时，宝贝科海贝只占出土海贝的16%。同一时期的下约旦河谷中，宝贝科海贝的比例较大，暗示了纳吐夫文化的延续。距今8200年的乌杰拉特迈赫德（Ujrat el Mehed）遗址中有两成以上都是宝贝科海贝，并且大小基本一致，研究者认为这是连缀于服饰上是证据。格贝尔鲁沙（Gebel Rubsha）距其仅150米，其中发现了139件各类海贝以及一些无法分辨的碎片，宝贝科海贝的比例占到近一半。位于苏伊士运河沿岸的瓦迪吉巴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Wadi Jibba I and II）发现11件宝贝科海贝，约占所有海贝的6%，是西奈半岛南部遗址中比例最低的。可见不同遗址使用海贝的频率是不同的。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鲁布哈利（Rubc al—Khali）沙漠中，几处距今5600—48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了宝贝科海贝，但很少以项链或吊坠的形式出现。其被认为来源于红海或印度洋。
在非洲，索马里米迪诗（Midhishi）遗址约19000年前的地层中出土了几件宝贝科海贝，可能代表非洲东部最早的内陆与海洋接触事件之一。伊弗里·奥达丹（Ifri Oudadane）遗址位于摩洛哥东北部，其中包含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大量软体动物遗存，距今11000—7600年。新石器时代贝壳很少有加工痕迹，宝贝科海贝偶尔可以发现带有凹槽。同处非洲西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也有类似年代的遗物发现。
埃及东部沙漠的索德曼洞穴（Sodmein Cave）中，距今8200—7000年的地层发现了1件宝贝科海贝，其被认为来自红海。苏丹红海沿岸平原的马哈泰格利诺斯（Mahal Teglinos）遗址距今5000—4000年，在其晚期墓葬中发现了来自红海和印度洋的宝贝科贝壳，表明沿海平原处于与周边地区的互动网络中。苏丹尼罗河谷地虽然只发掘了为数不多的墓葬，但其中仍发现了宝贝科海贝，年代上处于距今5000年。
研究者认为，这些海贝应是通过长距离交通网络从地中海和红海获得的。但当时运输海贝的交换网络并不稳定，因而不同地区、遗址或是同一遗址的不同地层中出土海贝的比例和数量并不相同。由于这些海贝只见与少数成年人和儿童的墓葬中，这可能是社会开始存在不平等的表现，海贝可能同时还具有治疗疾病的象征意义。
中亚资料相对不足，但仍在中亚地区土库曼斯坦的哲通文化、印度河流域的梅尔加赫文化以及伊朗高原史前文化中，发现了距今8000—6000年的海贝。继续向东观察的话，以东、西萨彦岭之间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及其邻近地区为分布中心的卡拉苏克文化中，距今3300—3100年的卡拉苏克期墓葬出土了海贝饰。到斯基泰时期，这一区域的墓葬中常常发现装饰有贝壳的腰带，其中就包括距离新疆不远的图瓦地区。图瓦以东的布里亚特境内，阿查伊2号墓地M1也出土了大量宝贝科海贝饰品，距今2800—2600年。图瓦以西，年代相近的巴泽雷克文化阿卡—阿拉哈墓地中也发现海贝。蒙古国境内的阿尔泰山以北地区，距今2600年—2300年的昌德曼文化墓葬出土了海贝及青铜仿贝。阿尔泰山和萨彦岭之间出土海贝年代虽略晚，但相较于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长时间未见海贝的现象，也足以证实前文对阿尔泰山以北为运输海贝主要通道的推测。
不难发现，使用宝贝科海贝的传统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并且在这一地区延续和繁荣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后开始向西亚北部、非洲内陆、以及红海沿岸地区发展传播。到达中亚地区的时间明显较西亚内陆地区更晚。中国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东段和河湟谷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才出现较多相关遗物。其后才开始在新疆东部和甘青以东地区发现海贝。这暗示着新疆的宝贝科海贝很可能来自地中海、红海或印度洋。其来源路径，则是从濒临上述海域的西亚或欧洲东部，经中亚穿越阿尔泰山和萨彦岭之间的通道，然后向南最先到达甘青地区东部。随着甘青东部人群和文化的发展，海贝开始在距今4000年以里从这一通道进入新疆东部，并逐渐向西扩散。
与此同时，海菊蛤属海贝在地中海沿岸遗址也多有发现。如意大利乌鲁齐亚（Uluzzian）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少量该海贝的碎片，距今约50000—40000年前，尚处于旧石器时代。直到罗马时期，意大利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镇的一条下水道中仍然能够发现海菊蛤属海贝。
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的拉德拉加（La Draga）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海菊蛤不仅是食物，作为副产品的外壳会被制作成装饰品和工具。该遗址距离地中海沿岸约35—40公里，年代可追溯到距今7320—6800年。可知海菊蛤属海贝在很早时候就已将开始被携带到各地。从史前到罗马时代，海菊蛤也是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地区居民经常食用的软体动物之一。
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爱琴海沿岸，楚库里奇遗址第十三期遗存（Çukuriçi XIII）中发现了使用海菊蛤属海贝制作的小环，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距今8500年。但在其后的楚霍遗址第八期遗存（ÇuHö VIII）中，海菊蛤属海贝则是食用后的垃圾，年代可到距今7900年，显示出不同时期对海菊蛤属海贝认识并不相同。不过，对海菊属海贝的交换活动在新石器时代的巴尔干半岛及周边岛屿，乃至安纳托利亚半岛的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已相当频繁，多制作成手链。无疑，海菊属海贝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是一种特殊的贸易物品了。
内陆地区开始出现海菊蛤的年代在距今7000年左右。捷克韦德罗维采（Vedrovice）墓地成年女性墓葬出土大量海菊蛤属海贝珠子，男性不见这类随葬品，显示出性别之间的差异。稍晚，位于斯洛伐克的林纳班德克拉米克（Linearbandkeramik）墓地之一的尼特拉 （Nitra）遗址中，海菊蛤属海贝珠子通常出现在男性墓主周围。更靠西的保加利亚发现海菊蛤时间，是在出现铜、黄金等金属器物以后。可见海菊蛤似乎也存在着自西向东传播的趋势，而保加利亚所处的黑海沿岸也正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最西端。结合宝贝科海贝的传播趋势，以及海菊蛤被加工成珠子的现象，新疆海菊蛤属海贝极有可能是伴随宝贝科海贝经“草原丝绸之路”自西而来的，而非来自东亚海域。
小河墓地中发现了的动植物遗存中，小麦明显来自西亚，黄牛遗传结构特征与西部欧亚驯化牛最为相似。人骨线粒体基因除与南西伯利亚有关外，西部欧亚谱系同样有着较高比例。研究者认为，三者皆是通过欧亚草原传播而来。这无疑是海菊蛤属海贝自西而来的又一有力注脚。
四、结语
新疆史前时期海贝包括宝贝科海贝和海菊蛤属海贝两类，并以宝贝科海贝为主，海菊蛤属海贝仅见于小河墓地。从数量最多的宝贝科海贝来看，由于相关遗址存在东早西晚的特征，可以确认这类海贝是自东向西传播，而非由南疆西部传入新疆其他地区。新疆西北部出土宝贝科海贝的空白，则暗示阿尔泰山南麓到天山北麓之间不是运输海贝的通道。新疆以东各地出土宝贝科海贝的分布特征、年代和发展趋势表明，西北地区海贝最早见于甘青地区东部，并具有明显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扩散的趋势。据此可知东南沿海或印度洋东部，皆不是西北地区宝贝科海贝的来源地。
结合新疆东部与甘青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新疆史前时期使用宝贝科海贝的习俗很可能是随着甘青东部向西的文化传播和人口迁移一同而来的。甘青地区东部获取宝贝科海贝的路径，应是与新疆东部到甘青地区一带北部相接壤的“草原丝绸之路”中阿尔泰山以北的东西通道。新疆东部人群显然继承了这一路径，并成为宝贝科海贝继续向新疆西部传播的“中转站”。
同时，相较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土的零星相关遗存，地中海、红海乃至印度洋西部沿岸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认识和使用宝贝科海贝和海菊蛤属海贝，并一致延续到了罗马时代以后，部分遗址中还赋予了海贝特殊的文化含义。这意味着该地区有着极为深厚的海贝文化传统。也只有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影响力，才足以支撑有意或无意地向外部扩展和传播两种海贝及其文化传统。而两种海贝从沿海向西亚、中亚内陆地区扩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西早东晚趋势，并与甘青地区东部形成前后相接的时间递差，正是整个西北地区两种海贝自西而来的有力证明。相关遗址基本都位于欧亚草原地带的特征，无疑是“草原丝绸之路”作为当时海贝主要传播路径的确证。这其中，与新疆东部和甘青地区邻近的阿尔泰山以北到萨彦岭之间区域出土较多海贝遗存，则能够进一步确认两山之间的走廊是海贝进入中国之前的通道。
一般认为，中国开始系统和大规模的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进行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源于汉代“凿空”西域而开通的“绿洲丝绸之路”。但新疆出土大量史前时期海贝来源地和传播路径的确认，不仅明确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史前时期便与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西部沿岸产生了持续且稳定的交流互动始，同时也表明，“草原丝绸之路”中阿尔泰山以北的交通路径是“绿洲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沟通东西和连接海陆的主要通道之一。
（作者范杰，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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